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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不只是老建筑 — 以徽州历史文化脉络下的婺源古村落为例
中国古村落   2017-06-13 08:23:38 作者:SystemMaster 来源: 文字大小:[][][]
编者按 :2006年11月在江西婺源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做了题为“古村落不只是老建筑——以徽州历史文化脉络下的婺源古村落为例”的演讲
 
我个人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近十年来通过村落人文地理考察,收集民间文献,到现在为止,我个人收集到一万多件册的徽州历史文献,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古村落档案。我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个民间文献的收藏者。我主要是从聚落地理学和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村落地理和村落社会史的问题。以下就从我的研究出发,从历史文献与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这个角度,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请大家指教。
一、古村落与社会历史的原生态 
村落代表一种地理景观,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村落引起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人类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方面的关注。 
如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在享受都市繁华的同时,也承受着城市化带来的诸多因扰。在这种背景下,迄今尚存的古村落便成了人们重新认识自我生存方式,发现美、寻找美的最好寄托。从中,建筑学家可以找到各地独特的营造方言,摄影家能捕捉到视觉艺术的瞬间美感,而旅游工作者则可以找到可供娱乐休闲的商机,……一时间,不同专业或行业的人们在古村落中保存的老建筑里找到了各自的需要。
的确,老建筑是有形的文化财产,是古村落中最可展示的人文景观。但古村落不只是老建筑,它代表着的是一种日渐消逝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目前古村落的初步开发渐具规模的背景下,如何对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加以深度发掘,将先民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乃至古老的文明展示给世人,尤其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人们已发现了美,但如何更好地展示美,欣赏美,将具有历史纵深感、千姿百态的古村落展示给大众,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是个崇尚文字传统的民族,文字的传统长达数千年,因此,老建筑固然是古村落必不可少的要件,但能够反映老建筑历史纵深感的文字资料同样也值得珍视。遗憾的是,不少古建筑被保留乃至开发出来,但相关的文字资料却流失了。这使得不少的古建筑永远失去了珍贵的历史记忆,古建筑徒具形骸,人们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现在出版的大批的图文图书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我们有很多的老旧片,还有新的摄影照片,但好的文字说明(与图片配合在一起的恰到好处的文字)却寥寥无几,这与古建筑相关的文献之流失、历史记忆的丧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徽州是个文风发达的地区,明清以来这里文人辈出,商业发达,不仅留下的传世典籍汗牛充栋,民间文书也极为丰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安徽歙县的芳坑发现大批徽州文书,文书的主人是从事茶业经营的江氏茶商,他们最早前往广州从事洋庄茶业贸易,鸦片战争之后转往上海。当时发现的是一批数量规模极其庞大的文书资料群,相当珍贵。据当时前往阅读资料的安师大历史系的教师称,当时,他们到芳坑茶商后裔家里,笔墨都由主人提供,坐下后,主人的老婆挑着担子,将文书资料一担担地挑出来,供他们看。由此可见,这批资料的数量极为可观。可是,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学界,当时没有人重视对这批文书资料的整体保护,以至于这批文书最后散落各处,部分进了博物馆,部分进了档案馆,还有的一批通过地摊卖到了私人收藏家的手中。这是非常遗撼的事情,其实,江氏徽商的后裔所住的芳溪草堂虽然谈不上精美,但也别具幽趣。加上那么大规模、如此珍贵的文书资料,当时如果有人重视,完全可以建立一个顶级的博物馆,成为一处非常好的乡土博物馆。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看来,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世纪之交,安徽黟县的西递、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两处的精美老建筑的确美仑美奂。但我以为,它所应当展示出来的文化内涵,还远远没有被开掘出来。因为我们在重视粉墙黛瓦的老建筑之同时,没有足够重视白纸黑字的历史文献。以西递为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族谱之外,可资征引的文献相当之少,以至于现在编写的一些旅游手册不仅极为粗浅,彼此相互抄袭,而且错讹连篇,在旅游开发乃至建筑陈设中人造的伪民俗更是不胜枚举。而在实际上,大批的民间文献却在不断流失。几年前,我在皖南的一个旧书店中看到过一箱书信原件,其中有将一年的书信粘成一卷的,共有十几卷,统共有二三千张。据摊主说,这批书信经过好几位书商转手,很多人都看过,但没有人曾表现出兴趣。当时我粗略一翻,便感觉这应是清代的商业书信,后来仔细一看,竟然是晚清黟县西递胡氏的书信原件……,现在,西递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皖南古村落之一,这批书信原件对于进一步发掘皖南古村落的深刻内涵,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类似的情况在不少古村落都存在。 
由于对历史文献的重视不够,所以,在低层次的旅游开发中,只会一窝蜂地开发同类的项目。譬如,徽州的“江南第一祠”似乎不只一个。祠堂当然很重要,歙县郑村是明清徽商的桑梓故里,这一带出的扬州盐商尤其著名。郑氏祠堂保存得比较完好,被开发成“江南第一祠”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在明清以来的徽州社会,作为调解民事纠纷的文会组织,与彰明血缘的宗祠、凸显地缘的村社,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就在郑村附近,近十年前曾经保留过一个非常完好的文会旧址,当时是被锯木厂占用,没有人重视过这个文会。于是,一壁厢是热闹的“江南第一祠”,一壁厢则是寂寞的文会旧址。宗祠类气势恢宏的古建筑当然给人以震撼,但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旅游开发,平凡建筑外表下的丰富内涵同样也值得我们关注。婺源的思溪延村,是个很不错的村落,电视上做广告,说这是“徽商第一村”。作为旅游广告词当然无可厚非,但这种说法却有点自说自话。黟县有西递、宏村,歙县有呈坎、棠樾,这些村落还没有说自己是“徽商第一村”,延村说自己是徽商第一村,根据何在?我说这些,并不是说延村没有闪光之处。其实,如果从徽州历史文化脉络的角度来看,徽州传统商业中最为重要的盐业、典当和木材业等在晚清时期已不同程度地显示出衰颓的迹象,但与此同时,婺源的茶业却异军突出,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支柱产业。而延村在1900年前后,在上海出过不少买办,他们懂英文,从事茶叶贸易,见于方志记载的就有五六个人,我觉得这才是延村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如果要谈延村,这才是应当重点开掘的着力点。类似的情况不仅在婺源有,在徽州的其他地方也存在。如黄山市徽州区的西溪南,这是明清时代非常有名的村落,出过大批盐商和文人墨客,但现在当地却将它与《金瓶梅》挂上钩,与西门庆、性文化搭上边,真可以说是荒唐之至。以西溪南丰富的人文内涵,完全不必与《金瓶梅》扯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古村落开发误入歧途的极端。
由于文献大量流失和相关研究的严重滞后,使得一些古村落徒具躯壳。对于精美建筑,不少情况下仅止停留在泛泛而谈,对于人文内涵的发掘尚处于低层次。因此,如何尽最大可能地复原社会历史的原生态,便显得尤为迫切。 
二、徽州历史文化脉络下的婺源 
徽商不仅在明清商业史上曾有如日中天般的辉煌,而且在文化上的建树也令人瞩目。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州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而且,浩繁无数的传世历史文献,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翻开清代的地图,徽州府位于安徽省南部,该府的西南一角突出,深深地插入江西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国共两党的纷争,婺源两度被并入江西。第一次是在1934年,蒋介石出于所谓剿匪的需要,婺源被首度划归江西省管辖。这引起了徽州人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婺源位于徽州上游,是徽州的门户。从唐宋以来就一直隶属于徽州,历时已千余年,从文化、军事、经济及民生等各个方面来看,都与徽州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朱熹是徽州人的骄傲,朱熹的祖籍地婺源对于徽州人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其重要性犹如曲阜之于山东,洛阳之于河南,是安徽全省文化精神的象征。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业发达,旅外同乡很多,各地都有徽州会馆的设置,这些会馆都崇奉朱熹,以加强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绩溪、祁门和婺源)商帮的精诚团结。一旦将婺源改隶江西,对于徽州的商业文化,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将会彻底瓦解曾执中国商界牛耳的徽州商帮。1946年,婺源县参议会上下串连,发起“回皖运动”,通过胡适转交请愿书给蒋介石,促使国民政府内政部派员来婺勘察。由于民众的激烈反弹,1947年8月,婺源终于划回安徽。
不过,1949年解放,婺源又再度被强制划入江西,隶属浮梁专区。近五十年来,徽州地区的建制屡经变化,现在是在屯溪设黄山市,除了婺源仍属江西外,绩溪县也划到毗邻的宣城地区。旧徽州的一府六县,已分隶两省数区。尽管如此,婺源、绩溪的不少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自我认同仍然是徽州人。他们认为婺源、绩溪的文化是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徽州仍是他们难以割舍的心灵故园。据我的观察,如今在婺源,不少新建的粉墙黛瓦仍旧是徽味十足,较现在的徽州核心地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从一个侧面,令人极为直观地看出婺源人对于传统徽州文化的固守。 
因此,婺源的古村落,隶属于徽州文化背景下的皖南古村落范畴。那么,什么是皖南古村落?简单地说,皖南古村落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粉墙黛瓦马头墙”,根据现存的碑刻资料反映,这种型式大概形成了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年)之后,可能最早奠定于徽州府城歙县。由于弘治年间正是徽商开始兴盛的重要阶段,官府的政令推广,再加上商人的财富背景,此种型式一旦形成,便很快在徽州的一府六县被效仿和复制。于是,形成了皖南古村落独特的建筑形式。粉墙黛瓦,高低错落的马头墙抑扬顿挫,体现出独特的一种韵律感。如今,“青山绿水本无价,白云黑瓦别有情”,古建筑与自然山水的和谐共存,更成了皖南古村落的美之所在。  
与徽州核心地带相比,从总体上来看,婺源遗存的明清时代之徽派建筑虽然不及歙县、黟县等地精美,古村落或旅游景点的分布也比较分散。不过,当地的自然山水及人文景观均极丰富。以我个人的粗浅体会,如果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视之,则婺源的古村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三、学术研究与古村落开发 
明清时期,徽州是商贾之乡,一府六县所出的商人虽然都叫徽商,但各县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歙县主要是盐商,休宁人专精于典当业,婺源木商和墨商相当有名,绩溪人则大多是小商小贩,以从事徽菜馆为数众多。而在婺源,虽然四乡风气不同,但“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这是婺源各地的一个共同特点。因此,在对婺源古村落的开发中,尤其应当重视当地深厚的文化积淀。
二OO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地摊上,意外地买到《詹庆良本日记》(第二册)。詹庆良是婺源县西北一个偏僻小村——水岚村人。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九四九年前后僻远山乡的社会生活,记录了解放前后特定历史情境中民众的内心体验。这是了解婺源、徽州乃至传统中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情节的极佳史料。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七月,我随香港凤凰卫视“寻找远去的家园”摄制组,辗转奔波于婺源县境内。当我到达日记描述的水岚村时,在村口遇到的第一个人,竟然就是我原本并没有想要找到的日记作者!——一位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深处的老农。后来,经过两度访谈,我根据詹庆良的日记,结合其它的徽州文献,写成了《水岚村纪事:1949年》(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0月)一书,很快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安徽电视台等都以此拍摄了纪录片或电视片,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的相关书评文章也有十数篇。从此,水岚村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徽州村落。平心而论,作为老徽州的一个村落,水岚村的历史并不太长,其建筑也算不上十分精美,但因《詹庆良日记》的发现,以及《水岚村纪事:1949年》的出版,却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水岚村的知名度,使之成为徽州文化背景下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一个知名村落。
又如,现在一般人谈到庐坑村,总要提到詹天佑,我在宣传旅游的网上看到这样的描述: 
整个庐坑都充满着对一个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回忆。离村口不远处, 是詹天佑的祖居“春辉堂”,现在只剩下一座破败的老屋,一堵高墙已坍塌了小半,墙头 上长满野草。透过天井,可以看到房顶上愤怒生长着的植物,虽然屋内住着人,但也是遍 地瓦砾,屋里的一切都是黑的,包括那早以朽坏的楼梯。詹家宗祠门楼已经残破,祠堂 也早已荒废,满地是草,摆着两台天佑捐给家乡的、广东制的水龙。村后山上的“龙脉” 蜿蜒而下,与詹氏宗祠相连。詹氏一世祖的墓,位于村外一块空地上,用水泥修葺过, 据说每年詹家的后人都会从外地赶回来拜祭…… 
中国近代铁路专家詹天佑的祖籍出自庐坑新屋,这当然不错。但其实,庐坑的历史远远不是詹天佑一人所能涵盖。庐坑是婺源詹姓始祖的始迁地,从隋代迄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是个非常重要的古村落,明清时代,这里的婺源木商辈出。2002年,在婺源友人的帮助下,我发现《我之小史》抄稿本二种。这一重要文献的发现,无疑将大大充实庐坑古村落的人文历史内涵。 
《我之小史》是章回体自传小说,计有抄稿本二种,全书总字数近二十万言。自传的作者叫詹鸣铎(1883—1931),婺源庐坑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中生员。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其人经历相当丰富:曾当过塾师,中过秀才,到过杭州、上海等地经商、游历,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在庐坑村落宗族之间排忧解难,参与晚清婺源乡间的地方自治。自己又在婺源县城开设振记百货店,因不善经营,亏空甚多。《我之小史》的内容从清光绪九年(1883年)迄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逐年记载一个家庭的社会生活。类似于此长达四十余年、多达二十余万字的连续记录,在以往的徽州文献中尚属首次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的发现,是近年来民间文献收集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收获。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部由徽商自身创作、反映徽州商人阶层社会生活的小说。该小说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庐坑古村落的内涵,使之成为徽州小说家的故乡,这是徽州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这是婺源的骄傲。现在,庐坑村詹鸣铎的故居——爱日堂迄今尚在,如果能得以很好地保护,一定会引起世人的关注。 
再如,我曾两度到过婺源的浙岭,见到“吴楚分源”的界碑。当我从浙岭的盘山公路朝下看,岭脚一带的古村落之美令人叹为观止。在婺源境内,东北乡的从商风气极盛,虹关、岭脚一带更是徽墨名乡,这一带的徽州墨商极为著名。徽州墨商是在中国科举时代逐渐形成的一个人群,早在宋代,徽墨已形成独特的制作工艺。明清时期墨商的出身地主要是徽州府的歙县、休宁、绩溪和婺源诸县。根据周绍良先生的研究,清代的贡墨由歙县包办,文人自制墨也大多由歙县墨家代造,当地的徽墨具有质地上好、隽雅大方和装潢精美的特点;休宁墨的特点是华丽精致,雅俗共赏,特别迎合附庸风雅的富商大贾之口味;而婺源墨则大部分比较粗糙,主要是面向普通民众。在徽墨制作方面,徽州各县颇有分工。婺源人擅长点烟,也就是将松木或桐油烧成制墨主要原料的松烟或油烟。在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婺源经济以茶、木、墨三业最具特色,婺源墨师开设的墨庄(店)遍及南方各地。因此,对于婺源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徽墨村落,显然应当加大保护的力度,这有助于在徽州文化大背景下凸显婺源的地方特色。在这方面,收集、整理和研究婺源的历史文献便显得尤为重要。前几年曾发现一批徽州墨商的珍贵资料,如《徽墨、烟规则》、《詹标亭书柬》抄本,对于我们较为细致地探讨婺源墨商特别是詹彦文墨庄之运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透过墨商村落的开发,以及商业文书所展示的内涵,可以让世人清楚地看出徽州经营文化的精髓所在。 
以上只是三个简单的例子,但与此类似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婺源古村落不在少数。而上述三个例子,分别代表了婺源的农民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商业文化,如果再加上沱川的官绅文化。婺源沱川余氏,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编著《沱川余氏宗祠约》三卷,反映了在官府推行乡约的背景下徽州宗族的乡约化,体现了士大夫为化民成俗所从事的宗族组织化建设,这在徽州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些例子都说明,婺源有着极为丰富的人文资源,各地的村落具有不同的特色。透过对这些人文资源的开发,可以在徽州区域文化的脉络下,极大地凸显婺源的地方特色,从而避免“皖南古村落”开发过程中粉墙黛瓦千篇一律的感觉。换言之,我们既要发现老建筑,又要能说出老建筑独到的精彩之处,这就是我们在古村落保护中必须加强学术研究的目的所在。在这方面,学术研究可以为古村落保护、旅游开发提供极为重要的支撑。 
四、结语 
对于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不应停留在古村落就是老建筑这一层次,应当进一步深入发掘古村落的文化内涵,提升古村落开发的层次,这需要历史学者、文物工作者、建筑学者、旅游工作者等诸多方面的通力合作。 
我以为,一个有内涵、有品味的古村落,应当是保存历史记忆丰富的村落,而村落档案则是历史记忆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试想,如果没有《詹庆良本日记》,我们就不 清楚在1949年前后,婺源水岚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我之小史》,我们就不会知道婺源庐坑曾经出现过徽州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因此,我倡议,应当建立古村落历史档案,保存历史记忆,增加历史纵深感,拓展古村落的文化内涵。 
作为古村落的主人,各地的古村落除了悉心保存古建筑外,应尽量保留、收集与本村落有关的历史文献以及各种生活和生产实物,在这方面,各博物馆、档案馆也应提供相应的支持。通过留存民间文献,真正建立起古村落档案,发掘村落文化内涵,形成个性独特的乡土记忆,激发村民爱村、爱乡土的感情。
作为学者,我也很愿意从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出发,通过细致的学术研究,为旅游开发、文物保护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持,从而促进古村落的开发和保护。当然,这同样需要各级公藏机构(相关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开放资料,需要其他学科的配合,以共同推进古村落的保护。 
就婺源而言,婺源东北乡的庐坑、虹关一带似乎并没有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因为这里没有太多的旅游者,不会带来眼前的经济利益。但在明清时期,东北乡是婺源最具特色的地区。因此,如何加强保护,展示历史上婺源最具特色的地区,的确是需要积极探讨的问题。说实在的,从内心上,对于庐坑这样的地方,我不希望像现在这样的古村落开发,只是旅游。但我以为,对于当地的老建筑应当保护。先保护再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就像帝王陵寝一样,在技术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去发掘,但应当保护。对于庐坑这样的村落,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这可能是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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