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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村落成为景区的时候----保护村落景观 建设景观村落
中国古村落   2017-06-21 08:33:55 作者:SystemMaster 来源: 文字大小:[][][]

编者按 :20026年11月,在江西婺源召开了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张安蒙在会上做了题为“当古村落成为景区的时候 --- 保护村落景观 建设景观村落”的演讲。原文载于2007年11月《文汇报》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 张安蒙

 一、当古村落成为景区的时候:
近日在湖南一个久负盛名的古村落参加一次规划评审会,抬头见会场一条大红横幅会标,“XXX景区规划评审会”。也许是一个评审会这样一个特定的情景和氛围,让我对这样一个已经成为潮流与时尚的现象产生了许多想法。  
我们认为:“古村落”首先是“村落”,其次是“古”。村落首先是一个人居空间。村落的基础功能首先是居住。村落的第一要素是人不是物。无论是我们称之为“古村落”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村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区别。但是,在“景区”的概念里,人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一个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那么,当古村落在被作为景区规划之前是否已经把村落里作为第一要素的人,在村落作为景区开放以后的日常生活、生产、生存、生育等问题作为头等大事作好了规划设计呢?显然,现在许多已经被作为“景区”的古村落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认真地完好地得到保护和规划。保护被作为“景区”里的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应该是古村落保护的第一概念。我想如果我们真正从百姓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话,这是可以成立的。开头说到的那个正在做“景区旅游规划”的古村落,由于连续五年,因为开发和保护的理由而没有为村民提供改善生活、改建新房的合理出路,于是,在2005到2006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村里有20多幢未经批准的违章建筑生横崛起。对此,上至县政府下到村干部都束手无措。古村落旅游赖以支持的历史风貌和村落景观显然受到严重破坏,当图纸上的旅游规划进入实施阶段的时候,这些违章建筑将在无形中增加保护与开发成本。 

其二,当古村落成为“景区”以后,停车、餐饮、客居、小商品市场的建设与开发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古村落的历史风貌和人文景观还能有几多成分?古村落独有的那一份儒雅和幽静、独到的一份清丽和妩媚,还能有几多时日?在安徽一个列为世界遗产的古村落,已经严重商业化、景区化。许多古村落在开发中首先不是研究自身特色和经典景观的保护与完善,而是按城镇化模式,建停车场、造喷水池、修水泥路,安置大型灯箱广告等。古村不古,是一个无庸回避的事实或者趋势。 

 

其三,当古村落成为“景区”以后,村民的意识自然发生了改变。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乡风民情受到商品经济和现代文明的洗礼,一把花生一杯茶,都成为有价商品,不再随意礼待或慷慨施与。祖传的文物遗产,乃至自家老屋雕花的窗棱隔扇,都可以在一天之间帮助脱贫致富。家家的门头成为餐馆、宾馆、农家乐。游客可以随意推开任何一幢宅院的门扉,作为私家住宅,在这里已经没有半点隐私可言。村民们所以能接受这样一个现状,是因为他们清楚在每一张门票里面有他们的一份儿。商品经济的“一分利”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以上等等,都是古村落成为景区以后的一个现实。但,无论这样的变化是可喜还是堪忧,我们还是乐观地看到,历史与传统的信息在古村落旅游大潮中悄悄复苏,因种种历史与政治因素被摧毁、被断裂了的传统思想和历史观,在与现代思潮的碰撞中寻求生命的支点和延续发展的轨迹。这正是我们倡导和呼吁“保护古村落”所期待的一个效应,也正是被保护的古村落所承载的一个功能,或者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使命” ! 
二、五千年的农耕社会,给我们留下了灿若星河的古村落群 
如果从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起计,至今大概有十五、六年的时间里,那些有500-600以上历史记载的聚族而居的古村落,仿佛一夜之间从神州大地上冒了出来。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和从网上所提供的信息粗粗统计一下,大致不下有三百多个。从不断从见诸报端的动态和我们在各地考察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判断还有更多,更多!
这那些已经进入媒体报端与社会视野的古村落,许多已经成为开发或待开发的村落,许多已经成为“景区”。前面提到的湖南的那个古村落,早在 1989年被媒体发现和报道后于1992年开始,由村里人自发地搞起了旅游“接待站”并开始收取“进村费”。后来,有市、县旅游局先后介入开发。2002年以后,开始有社会上的开发公司承包经营。类似的情况在近3-5年之间十分普遍。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为了让村民们通过旅游得到实惠,改善生活质量,积极引进开发公司,做了大量工作。在假日经济的拉动下,在文化回归与都市自驾游一族的推动下,古村落旅游不负所望,如火如荼地在长城内外、长江南北、边境塞上开展起来。  

 

但是,更多的是那些尚未进入“眼球”的古村落,他们大多因为地处偏远,幽居深山,公路与交通还处于“过去时”状态。但是,从陆续发现的古村落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可以判断,进入社会视野的先后不取决于他们自身价值的高低,换句话说,不分先后进入我们眼球的古村落,都既具有惊人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其独特的个性魅力。他们是有价的,他们具有所有已经“浮出水面”的古村落一样的审美价值和保护“收藏”的价值。但是,他们什么时候成为社会共同的关注取决于传播、取决于“发现”他“存在”的媒介。这个媒介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狭义的媒体的概念,那些外出打工的毛头小伙、自驾探奇闯入其间的“驴者”,摄影采风的文人墨客以及影视剧制片组踩景的制片等,都可能成为古村落“发现”的媒介。传播方式途径也是前所未有的方便和迅捷,互联网上一个帖子就可以吸引无数的“眼球”。 
最近,我们在福建和江西“发现”的两个古村,就是这样的偶然。我们久闻福建泰宁有一座支提山,是佛教名山。那云山雾罩的仙境和大珠小珠落玉潭的飞瀑,在泰宁朋友们的口中让我们十分神往。可是当我们到了泰宁,无意间有闻洪口乡有一个20万千瓦的电站将要投入建设,这对泰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项目,建成以后将给泰宁地方财税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是,电站水库水位的海拔高度在165米,于是在165米海拔以下的村落将面临迁移。其中有一个叫苣洲的古村也在迁移范围之中。我曾经见过有一张苣洲的照片,虽然照片拍摄得不算“技术”,但是那临水而建的村落倒影颇有一份姿色。此番听说她也是即将消逝的古村,不免让我产生“见她最后一面”的欲望。 
去苣洲的路很难走,因为马上要被淹,所有的投资和建设都已经中止。当小车沿着霍童溪的山路行驶到了一个古渡口——金钟渡——小车就无法继续前行。我们乘小木船横渡霍童溪到对岸,沿萧条石板小径上山,可见已经开始迁移的被废弃了的村落。再往苣洲去,是乘坐当地村民的摩托车。摩托车在崎岖不平的砾石铺就的山路上颠簸着前行,一侧是悬崖,崖下是溪流,一侧是峭壁,挺着尖锋利齿。没有头盔,也许有和没有是一样的安全或者不安全。当我们远远看见树冠如云、枝桠顶着浓荫横空出世,象巨人的手臂伸展着直抵崖下的水面,驾驶摩托车的小伙子告诉我们到了。说话间我们已经从树冠构成的“取景框”中看到了溪水南岸的村落。 
我们从摩托车上下来,一阵风挟着水面的凉爽和潮润摇动着树冠,穿透我们的心扉。凭着经验我知道这一定是水口了。水口即村口,抬头可见古树群所座落的山坡上间隔不到50米的地方有两座庙宇:一座是观音庙,一座是尹公祠,(尹公是霍童溪流域百姓传说中的道仙真人)。两座庙宇同一个朝向,面对着村子,庙宇的脚下有石板铺就的阶梯,衬托着庙宇的高大,令人油然而生景仰之情。低首见路边崖口的方寸之地供一尊土地神。颇有镇保平安之威。
进村的时候可见测量水位的标杆,于是我们知道现在苣洲古村所处的海拔高度85米。
村落建在溪畔。背山临水,顺山坡走势向上呈龙形逶迤曲折。临溪的民居前堂是生活起居,后堂是商铺,依山的民居与山体共同构筑起丰富的室内外生活空间,凉棚下瓜果菜蔬碧绿生翠,平台上栏杆石凳可观月赏花。村里唯一的商业街主要地段是由青石板铺设的,上坡处由石板筑阶梯呈45度陡坡向上延展。 
自明清以来,从福建屏南的木材等货源是由屏南走陆路到苣洲转水运,又由苣洲水运到宁德八都再转陆运。我们今天看到的苣洲古村地处深山峡谷之中,属于交通极其闭塞的古村,然而,他曾经是水上交通要道上的一颗明珠,有“一线水溪,彭谢度生”的民谣。村里有道光年间彭谢两姓集资修建的石桥,石桥和后山岩壁上的流泉构成一幅充满生机的画面,成为村落的又一个景观。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古村落,基本保持着他的地貌特征和数百年逐渐成型的历史风貌,如果不是水电站,他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有学术研究和审美价值的古村落得以保护和发展。 
在江西婺源考察古村落旅游开发情况的时候,国土局的俞局长在车上说了一个笑话, 说的是有一个叫坑头村的在历史上曾经出过九个进士,有一个叫潘潢的进士先后在朝廷的工部、户部、兵部、吏部当过尚书。于是,坑头村有一副对联:“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于是,凡是地方衙门的官吏只要一见这副对联,是武官下马,是文官下轿,行大礼三叩九拜的。后来,孔村有一人不服气,也贴了一副对联:“一门九工匠,六桶四个箍”。闹出了同样的笑话不少…俞局长让我们猜猜,六桶四个箍是什么意思,话题就这样聊了起来,而坑头村也就这样成了我们计划外新增的考察点。于是,我们发现了坑头村村落布局的精华以及家家户户有鱼塘的经典之作。
由于时间的仓促,我们没有太多的逗留更谈不上细细考察。我是被曲折委婉的桃溪所诱才走完坑头的。同行的人有太多的事情在等着他们,我好几次想折回身去“迁就”他们耐心礼貌的等候,但曲折的桃溪无法让我一览无余,而看不到坑头的全景会让我遗憾,于是我几乎是小跑着沿桃溪运动走到了“坑尾”,走到了豁然开朗的坑头的最后一户人家。顺便带一句话,婺源的方言称“溪”为“坑”,村落处在山谷溪流的尽头,所以称“坑头”。 
我站在最后一个宅子的门口,望着远山和茂林,我感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坑头,一个象长龙一般的坑头,龙头就在潘潢的故居。当我走下拱桥,贴着水面向远处看去,那一座又一座拱桥的叠影,活脱脱是龙的脊梁,驮着坑头一代又一代子民,走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
古村落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有理由推测,有理由判断,在更偏远的更不容易深入其间的许多山野村落,一定还有我们意义上的古村落。他们的现代化程度一定不能和大城市、不能和已经走上城镇化道路的地区相比,但是,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中断过民间文化的交流与创造,从来没有中断过继承与创新。早在上一世纪末走上社会舞台的云南丽江的束河村,贵州雷山的西江寨……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作为远古民族后裔文化的灿烂与辉煌,今天苣洲古村和坑头古村再度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历史和历史创造的魅力。 
三、“根”的文化和“根”的意识是古村落历尽沧桑而不衰的生命力  

 

1989年,我们第一次走进湖南张谷英村,困扰我们的就是“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家族历数百年沧桑而不衰”?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走进了几十个古村落(寨),我们从那一片片黑沉沉的屋瓦、从一本本泛黄了的家谱、从一棵棵有着千年树龄的古樟、从一座座记载着功德善行的石桥、从按照礼教规范布局的民居、从梁柁立柱门窗隔扇上的翰墨楹联中,从村民门引以为豪的种种传说中,我们仿佛是找到了答案:中国龙文化的根在古村落!中国龙文化是古村落生命的的根!是龙文化的思想体系,是古老又不断继承创新的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世界观、伦理观、道德观、荣辱观、贞节观、子孙观、历史观……凝聚了古村落的家族文化,影响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人物,这些从家族的文化摇篮中成长并走向社会、走向社会政治经济舞台的人物,又以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为家族的兴盛壮大“添砖加瓦”、“滋根润土”,前仆后继、代代相袭。我们熟悉的徽派民居、晋商大院、还是楠溪江永嘉学派耕读文化的古村落,不一而足的是当他们为官经商发达发财以后,经营的自己家园,构筑自己的世界。 
无论他们从哪里来,无论他们到哪里去,家族的创业始祖都不忘告诫自己的后人“认祖归宗”。这才会有一摞摞的谱牒让我们既看到了创业始祖的功绩又看到家族姓氏的源头,这才会有宗祠高高悬挂的“源远流长”、“永世瞻仰”之类的巨幅横匾,这才会有清明冬至或始祖的生辰忌日,远近家族的子细都要来一族之总祠顶礼膜拜。婺源汪口的向山,原本只是一个秃山,可是如今这里已经古木参天,各种珍贵稀有植物为荒山披上了厚厚的植被,一座森林植物园成为教学基地向社会开放。如果不是族谱记载,我们哪里能想到这一山上丰茂的古树是由家族一条规矩而营造起来的:所有从异乡客地回家来的人,可以不带金银珠宝不带吃穿用具,但是每人必须带上两棵树种。
我们在福建的石桥村听到的外八句和内八句的传说,说的是当年石桥村先祖黄鞠的父亲黄隆,隋炀帝时期的内阁大学士。黄隆因隋帝的荒淫无道,直言上谏遭迫害入狱。狱中他赋诗八句,嘱咐诸子他奔求生,日后,以八句诗认祖归根。 黄鞠是其第十个儿子。当时也在朝廷任职。遵父命弃官来到福建宁德定居石桥,创基业,大兴水利,造福黎民,被当地各姓奉为开山鼻祖。  

 

黄氏在石桥繁衍发展成望族,同姓氏族中渐渐有凭八句诗闻讯投奔而来。农历的9月初9是我们传统的重阳节,然恰是黄隆及其家族360多人遇难的日子。黄氏族姓至今不度重阳,合族祭祖追思先祖。 
浙江浦江郑宅,不过一条遗训:“吾子孙如不同食共炊者,天将罚之”,于是出现了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堂的“孝义门”,如果不是倭寇的一场大火,摧毁了三千人的伙房,不知道郑氏的大锅饭会吃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在离开郑宅数里地的前陈村,我们看到了一个“克隆”了的郑宅民居,他是当年散伙了以后迁出去的一支。这类现象在其他古村落我们也有所见。如湖南张谷英大屋里分出去的一支,在“山的那边”,潘家冲。 
这样几代人,十几代人在一地或者在异地刻意追求自己家族文化标识性的建筑风貌,不仅让我们想到,当肯德基、星吧客、大型购物超市等外来连锁经营店在不同城市营造自己同一种风格的空间的时候,曾经是那样地引起我们过人很大的兴趣,殊不知,这样的标识性文化在我们的古村落早有创造!遗憾的是,如今千篇一律的商街和一律千篇的大小集镇,不仅丧失了南北东西中的地域文化差异,也使我们的国土的城镇景观丧失了他应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中国龙文化是古村落的魂,是古村落的根。而古村落是所有在这里生活着的龙的子孙们的家园,是他们人生和精神世界的最后的归宿。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无论他们是身居庙堂还是地处偏远,家,是他们的根!因此,我们今天把他们当作“景区”旅游观赏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样一点。这样一个家和我们今天的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只是在于规模和总量。当我们在购置物业的时候,在装潢和营建小家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用心?那么,当你走进古村落的时候,
只要你同样用心地去看、用心去体会的话,你一定可以从中发现构成古村落的那些元素,诸如村口、民居、商街、宗祠、道路、拱桥、古树、泉井乃至烟火塘、河埠头、石板凳、过街楼、碑刻、砖雕、牌楼、寨门等等,以及构成村口景观的风水树,玉带河、锁龙桥、土地庙、还有象形狮、虎、龟、蛇的青山茂林等等,是那样合理地分布、那样和谐地组合、那样巧妙地点缀,那样丰富着我们的视觉空间,那样满足着我们的审美需求。山、水、景、物,人,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达“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多”的极致。
这样一个极致,是前人的苦心经营之所得,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遵循着“适者生存”的原则,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为满足生存需要、经济需要、娱乐需要、社会政治需要所创造的生存空间,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如今,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和精神家园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历史,了解历史中的人与家族、社会集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生存方式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没有理由轻率地改造甚至粗暴地毁了他!
四、保护村落景观、建设景观村落
“景”在我们汉语中的基本词义是“日光”。有古诗“朱光驰北陆,浮景忽西沉。”描绘的是夕阳西下时候的一番景象。 
“景观”在1979年出版的大辞海中是这样定义的:属于地理学名词。一般概念泛指地表自然景色。
还有一种说法,“景观”一词来源于德文的landschaft,指风景画,景物、景色等,后来被引入地理学,表达地域综合体。
如何解释景观以及景观这个概念源于何人何时何地属国,也许对学术界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在感受景观给我们心理和生理许多愉悦感的时候,我们说“景观就是美的体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门泊东吴船,窗含西岭雪”……那些朗朗上口的名诗佳句,曾经让我们倾倒折服在诗人的笔下。当我们走进古村落以后才真切体验古诗词赏析中最常见的那句话,“这些描写是诗人真实生活的写照”。如今,我们可以在网上读到无数的古村落游记,也许这些作者在学生时代最害怕的正是作文,而如今“美”是如何调动着这些笔者的激情,调动着他们的文思才情,调动起他们词库内所有的修辞,抒发着自己的胸臆描述着自己的见闻。 
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 。中国古村落的村口是一个经典景观。从村口景观可以折射我们古代堪舆学和古代哲学对创造优美的适合居住与生存发展的人居环境的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浙江省永嘉县有一个西岸村。村里的古民居几乎已经消逝。但是留下了一个景观:村口,让我们感受到他曾经的辉煌。
中国风水理论中把村口又称为水口。水口先得有“水口山”。在村口,隔水有左右对峙的山,或形如狮象,或状若龟蛇。在安徽黄田村我们看到了狮象把门,其势雄浑;在张谷英村口我们看到的了龟蛇静卧,其态呈祥。我们的民俗文化中,水,寓意财富,水口就是财富的咽喉。
村落选址首先选好水口,并在那里设计标志性建筑,以利于家族繁衍兴旺和财富的聚敛。 
有水,一定有桥。村口的桥不仅具有连接两岸的作为交通的功能,而且,赋予了截流聚财的含义。常有“锁龙桥”的俗称。 
村口有水有桥一定还有树,俗称风水树。俗话说“栽的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不仅起到了水土保持的作用,而且古木葱茏,呈风景一片。
村口还一定有庙,是敬这一方土地公公的。无论是汉家古村还是苗家、侗家等少数民族的村寨,我们发现几乎没有“没有土地庙”的村口。
西岸村村口有六人合抱的古樟六棵。树龄都在800年以上。树身个个粗壮如牛。树与树的间距匀称,树冠呈蘑菇云状,垂枝颔首荫庇着树下一大片土地。古樟群的中央有一口古井,古井造型似瓜瓢,故俗称“瓜瓢井”。今人又称它“琵琶井”。依我之所见,虽然古井的形象和“琵琶”也很相似,但是,琵琶和瓜瓢,哪一个是能盛水的容器呢? 
让我们看一看古井的设计:古井的井壁由卵石垒砌而成。井口的直径在三米左右。瓜瓢的“瓢把”是一条卵石铺设的拾级台阶,宽度有六七米左右。瓢把形的台阶通向进村的小径。从村里出来然后沿“瓢把”拾级而下,就是这口蓄满了清澄绿水的“瓜瓢井”。 
呵,西岸村外的这口古井实际就是一个“永远盛着一瓢水的瓜瓢”。他不由得让人想起设计这口瓜瓢井的人,是否还赋予了它“纵五湖四海之水,君子取一瓢饮之”的内涵? 
用卵石垒起的井台有一米之高。春天来了,井台上青青幼草攀沿,引得小羊羔流连往返在这里啜口尝鲜。我们正围着小羊羔开心,蓦然回首,村外山坡上有穿红带绿的姑娘们在踏青。吆,好一派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 
村口、民居、古井、古桥、道路、街坊、宗庙、古树……这些各自具有实用功能的建筑因为融入了人的情感意趣,寄托了人的美好愿望,赋予了他作为建筑与物质以外更多的意义,象征着体现着生活期间的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于是,他们不再是单纯的一座桥、一棵树……他们是村落中的“景观”。当你走近他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它生命的意义和历史的内涵,你仿佛能听到它在述说、在低吟、在歌唱……当你走近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内心沉睡着的部分在一个瞬间被唤醒了,于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把心填满”,这就是美!
古村落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众所周知,但是,古村落的美学的价值不容忽视!他不是“景区”的概念所能涵盖的,他比较“景区”更内在!把古村落搞成“景区”,并不意味着就保护了它内在的美。
在张谷英大屋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小景观”,斜门。就是在安装门框的时候故意把他斜过30度。称得上景观的是因为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斜门,而是需要走进门里向外面看,哦,你看到了远山,看到了两座远山的余脉构成的山坳。如果不“斜门”,将正对山峰,“斜门”了正对山坳。民俗学上把峰尖视为凶,把山坳视为宝,元宝。斜门的寓意“招财进宝”。这样一个景观,因为旅游开发,被一座完全可以另有选择地的“农家乐”场区破坏了。斜门因此失去了它的意义和情趣。  

 

在江湾村,走进剪票楼,我们发现村口是完全新建的。牌楼、凉亭、水池,曲桥等组成一个气宇轩昂的村口。其气势气派着实让你有一种感觉正在胸中涌动。但是,还有种种不满足让你找不到所以然。当我在村里走了一圈再从这里返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这一大片新建筑景区里看不到一条曲线和弧线。
“村落景观”组合成了一个“景观村落”的审美情趣,融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和意趣。 
自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开始,经政府和国家文物部门的层层努力, 经专家学者们的奔走呼号,一大批古建筑群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一大批古村落被评为历史文化名村。这些古建筑群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文物法的保护。被破坏被拆毁的局面不仅得到了控制而且在旅游开发中得到保护性修复。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但是,古村落的保护远远不止是一个古建筑的保护。当古村落作为景区以后,当城市建设不断向外围扩张,全国三级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的不断提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向纵深挺进,古村落亘古不变的山、水、林、木、土,古村落代代相袭的规划布局,古村落有机进化的人居环境……以及这些自然与人类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共同创造的互相照应、互相关联、互相映衬、互相媲美的空间体系,诸如前文说的“斜门”和“山坳”,诸如“狮象把门、龟蛇出洞”,诸如“瓜瓢井、古树群和进村的小径”,还有本文无法一一罗列的“百步流水过三桥”,“半个月塘半个村”……等等,是古村落独有的文化景观,是古村落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核心部分,是属于古村落之魂的非物质文化的精髓,极容易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被忽视、被、淡忘、被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付出牺牲。 
当然,变革、创新、发展是硬道理。古村落也不能例外。在“古村落”的老屋里面生活了几辈子的人,同样有权利让自己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新房、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时尚的现代化生活。
还有,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几乎没有垃圾可言,所有的垃圾都可以在农耕畜牧的生态链中自行消化。所以诺大的农村,有史以来就没有处理垃圾的必要,也就没有处理垃圾的设施和能力。现在的情况就大不同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导致垃圾生产的速度大于应急处理垃圾的能力,人口的流动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对农业的冲击,都使垃圾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威胁着环境,威胁着水资源。许多已经成为景区的古村落在环境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样严峻,不能免俗。  

 

再有,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固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其合理性不容怀疑。但是不分场合、不近人情的“一分利”现象同样是不足取的。在贵州雷山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山寨,当鼓坪场上的民族歌舞表演刚刚结束,姑娘们便一拥而上,把分发演出费的“头儿”紧紧围住,一个个摊开秀美的五指,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报酬。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一个什么滋味。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责备“按劳取酬”,但是这一个场面和山寨的风情风貌风格是那样的不和谐。“一分利”现象同样是有证可据的。一个朋友在一个老乡家门口的泉井里舀了一瓢水饮,她要品尝一下水质的“清醇甘甜”,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门里的妇女走上前来,伸手向她索取“一毛钱。就这样,仅仅一毛钱,把古村落可亲可爱的乡情民风给卖了。在这里很显然就存在一对鲜明的矛盾:利益、权益和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 
难道,精神文明只能让位于利益和权益吗?利益权益和精神文明没有办法和谐与共了吗?利益权益就不能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美德了?利益权益就不能创造和构建现代文明风尚了吗?在这些矛盾和冲突面前,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营公司,我们的公民们就没有作为了吗? 
我们到过欧美国家的一些小镇、湿地公园、名人故居,走进那些地方,他让你好象走进音乐厅、歌剧院,一个典雅的、幽静的、令人景仰令人心神安宁并得到升华的环境气氛扑面而来,并紧紧地包裹着你,让你的一举一动都变得——不说优雅但一定不敢放肆。门票的昂贵在这个时候被悄悄淡忘了。 
我们在1989年走进张谷英村的时候,也颇有这样一种感觉,当微笑捧着茶盘端着凳子请你落座的时候,当泥埂象扫过的一样,看小溪象过滤了一样,过三桥象过时空隧道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油然而生敬意。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离你远去了,古村落景区和城市一样地躁动并斤斤计较。那些不止一次去过的古村落让我们有一种一次不如一次的感觉。这不禁让我们十分担忧,古村落旅游的生命周期有多长?  

 

不断被“发现”的古村落被不断地投入旅游开发;不断开发的古村落旅游形成古村落旅游如遍地开花的局面,遍地开花的古村落旅游必然形成供大于求的市场态势,供大于求必然导致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激烈竞争中由于天时地理等条件的不同必然导致投入与产出的不平衡……更令人堪忧的是我们看到了开发者们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和行为。那些从地产、房产业“转型”来承包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投资商中不乏有这样一些代表,他们或者以为古村落旅游开发是一桶金是一座矿,视之期望太高。因此,一旦发现在进行中麻烦比获利多的时候,古村落就成为他们手中一张贬值了的股票,恨不得在一个早晨“乘机”抛售。还有的开发商在与政府达成保护与开发协议的时候,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是一块“招牌”,招牌后面行的是“求土地、开发房产”之实。 
一些地方政府视古村落象一只烫手的山芋,吃不得丢不得拿着烫手,又象一个会哭会闹的胖娃娃,看着可爱抱着累人。仔细想想,政府的难题也确实很多。资金、政策、法规,都不到位、都不配套。谁能把这个娃娃抱去养一段时间,也挺好,反正到头来还是自家的娃。 

 

对于古村落来说,打开了看,是一个村落,关起来看,是一个“人家”。虽然说着土地是国有的,可是这家是我们自己的,这房子、这园子、这林子、这村子说到地是私有的或者说是我们一村子人,一大家族的人集体所有的。你来了,让我富裕了,有钱过上好日子了,当然我欢迎你。你来了,如果这样那样地,你反客为主了,吾心何耐?那么,这个“富裕了”,“日子好过了”,也不是一个尺子可以衡量的。上游和下游,村东和村西,此岸和彼岸,桥头和桥尾,总是会因为条件的不同而造成有先后地致富。当平衡被打破以后,古村落的和谐与宁静就成为过去式和将来进行时。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但是,当矛盾错综复杂地纠葛到一起暂时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最后受用”的肯定是古村落。
最近,国家文物与古建筑学泰斗罗哲文致函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倡议通过各种官方和民间的途径,对中国古村落进行广泛的社会普查,以期通过普查寻找到保护村落景观,建设景观村落的思路、方法,帮助古村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让历史与现实和谐与共,让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中异彩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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